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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北京日報:一位導彈專家的無名人生

      發布時間:2013-06-09    信息來源: 北京日報



        他是中國科學院院士、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、“兩彈一星”元勛、中國航天科工集團高級技術顧問。然而幾十年來他始終隱姓埋名與世無爭,直到默默走完他95歲的人生,外界也鮮有人知。

        他,就是“兩彈一星”元勛,導彈專家黃緯祿。

        我第一次采訪黃緯祿是在1999年。那是深秋的一個上午,黃緯祿坐在辦公室的沙發上,一身中山裝,端莊得體,笑瞇瞇眼里透著平靜,溫文爾雅的臉上盡顯慈祥。談到自己的童年與少年,黃緯祿一臉的孩子氣。而一當談到中國的導彈,談到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,黃緯祿立即屏住呼吸,一臉凝重。他說,別人轟炸我們的大使館,其實就是對中國的一種威脅,而對付這種威脅的最好辦法,就是趕緊行動起來,盡快研制出我們中國最好的導彈!

        像黃緯祿這樣默默無聞的導彈專家,人民有權了解他,歷史應當記住他。于是,在釣魚島事件發生后的某一天,我再次走進了黃緯祿生前工作過的那個神秘大院。 

        從竹蜻蜓到V-2導彈

        黃緯祿在英國一家無線電工廠實習期間,有一天德國的一枚V-2導彈落在了他所實習的工廠,和他一起工作的五個英國人當場被炸成碎片!由于黃緯祿是實習生,可以比正式員工晚半個小時上班,才躲過一劫。

        黃緯祿“導彈人生”的第一步,與他兒時玩耍的竹蜻蜓有關。

        黃緯祿1916年12月18日出生于安徽蕪湖一個普通的教師之家。六歲那年,黃緯祿被父親送進私塾讀書。剛開始,黃緯祿挺高興,沒過多久,他就沒有興趣甚至有些厭煩了。于是,他常常借故有病偷偷逃學,與小伙伴們一玩就是好幾個小時。

        貪玩,是天下所有孩子的天性,黃緯祿也不例外。但黃緯祿與一般孩子不同的是,他在玩耍中常常喜歡動腦筋。

        當時,黃緯祿最喜歡玩的,就是自己親手制作的竹蜻蜓。有一次,望著空中飛來飛去的竹蜻蜓,黃緯祿的腦子里忽然涌出一個個的問號:竹蜻蜓為什么能在空中飛?竹蜻蜓靠的是什么力量在空中飛?竹蜻蜓為什么會有飛的力量?竹蜻蜓的力量到底有多大?接著,他的腦子里又冒出一個大膽的設想:既然竹蜻蜓具有這樣的動力,能不能做一個“飛彈”,就用這些竹蜻蜓做動力?比如在前面并排裝上幾個竹蜻蜓,讓它向前飛;頂上裝幾個竹蜻蜓,讓它向上飛;“飛彈”的高低,由竹蜻蜓來控制。竹蜻蜓的動力用橡皮筋來做,竹蜻蜓的底下裝一個“炸彈”,在繩子的一端系上一支香,香點燃后再去點燃炸藥。這樣做出來的“飛彈”,不就可以扔到敵人的陣地上去了嗎?

        這個關于“飛彈”的夢想,兒時的黃緯祿顯然無法實現。但后來在異國的上空,他卻親眼看見了一枚實實在在的導彈!那是在英國,時間是1943年。這一年,英國工業協會到中國招收實習生,黃緯祿有幸被選中。他先到倫敦標準電話電纜公司實習,一年后轉到馬可尼無線電公司,1945年又考上英國倫敦大學帝國學院無線電系,攻讀研究生。

        也許是命中注定,黃緯祿在英國一家無線電工廠實習期間,居然親眼見到了他兒時夢想過的“飛彈”!當時,法西斯德國常常用V-1、V-2導彈偷襲倫敦,有一天德國的一枚V-2導彈落在了黃緯祿所實習的工廠,和他一起工作的五個英國人當場被炸成碎片!由于黃緯祿是實習生,可以比正式員工晚半個小時上班,才躲過一劫。

        此后不久,英國軍方搞到了一枚沒有爆炸的V-2導彈,解剖后放在倫敦博物館公開展出。黃緯祿聽說后,迫不及待地走進了倫敦博物館,然后圍著這枚V-2導彈,轉了一圈又一圈。

        這一天,黃緯祿成為中國導彈專家中最早見到真正導彈實體的人之一。從此“導彈”二字像一粒飽滿的種子,悄悄種在了他的心上。

        1947年9月,黃緯祿從英國倫敦大學帝國學院畢業,獲碩士學位。本來,他可以留在待遇豐厚的英國。但他心里清楚,剛被日本踐踏過的祖國,積弱積貧,內亂頻起,民不聊生,急需他這樣的科技知識分子回去做點事情。更何況,他當年出國,就是為了回國。“科學救國”,既是他從小的志向,也是他生命的職責。所以1947年10月,他毅然決然,選擇了回國。

        “上不告父母,下不告妻兒”

        “生在永定路,死在八寶山”,是那一代航天人發自心底的誓言;“上不告父母,下不告妻兒”,是那一代航天人鐵一般的紀律。黃緯祿和當時其他許許多多的專家一樣,一夜之間便從家庭中消失了,且消失得無聲無息無影無蹤。

        上了年紀的中國人,恐怕誰都難忘上世紀50年代。那是一個激情似火的年代,也是一個四面楚歌的年代。那個年代的中國,最需要的武器是導彈、原子彈。但這兩樣東西美國有,蘇聯有,中國沒有。于是,1956年10月8日,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。1957年11月16日,國防部五院第二分院成立。搞出中國自己的導彈、原子彈,成為當時年輕的共和國的燃眉之急!

        回到祖國的黃緯祿,原本可以選擇做一個象牙塔里的副教授,但他最終還是選擇了一條實業救國的路。他先后在上海無線電研究所、上海華東工業部電信工業局電工研究所、中國人民解放軍通信兵部電子科學研究院任研究員,后因國家急需搞導彈的人才,1957年12月,他被正式調入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二分院。

        “生在永定路,死在八寶山”,是那一代航天人發自心底的誓言;甘愿隱姓埋名,犧牲奉獻,甚至在自己的設計圖紙上也不留下自己的名字,是那一代航天人的寶貴品質;而“上不告父母,下不告妻兒”,忠于國家,絕對保密,是那一代航天人鐵一般的紀律。因此,黃緯祿和當時其他許許多多的專家一樣,一夜之間便從家庭中消失了,從親朋好友中消失了,且消失得無聲無息無影無蹤。

        黃緯祿負責的是導彈控制系統的研究工作??刂葡到y是導彈的“中樞神經”,在導彈飛行中起著重要的作用。中國當時在這方面人才奇缺,除錢學森之外,其他專家與導彈幾乎不沾邊。于是向蘇聯專家學習,是當時黃緯祿他們的主要任務,具體點說,就是從蘇聯提供的P-1、P-2導彈的實體學起。

        1960年眨眼就到了,中國導彈的仿制工作正進入關鍵時刻,蘇聯突然釜底抽薪,單方撕毀協議,撤走了在華的全部專家,并帶走資料卡斷器材。即便如此,中央依然決定,就是砸鍋賣鐵,也要依靠自己的力量,搞出中國的“爭氣彈”!

        于是,頂著外壓內困的巨大壓力,黃緯祿和同事們堅持搞導彈。當時,沒有大型計算機,只有一部手搖計算機,他們就用人工計算;一遍不行,就算十遍;十遍不行,再算百遍!最后,廢掉的草稿,堆了滿滿一屋子!

        而導彈的試驗工作,更是充滿危險與艱辛。尤其是在戈壁灘上做試驗,氣候極為惡劣,每年寒冬長達七個多月,最冷可到零下34攝氏度,最熱可達43攝氏度。黃緯祿和同事們每次試驗都要行程數萬里,往返十余次,常常一干就是半年甚至更長時間。試驗隊住在部隊的小平房里,冬冷夏熱,還吃不上蔬菜,渴了就喝點冷水,餓了就咽上幾塊餅干,生活完全沒有規律。夏天蚊子臭蟲太多,晚上沒法睡覺,就只有坐起來數星星看月亮。有一次,黃緯祿一到基地就患了重感冒,發高燒。晚上試驗隊加班,同事們都囑咐他好好休息,可大家剛一走,他一個人摸黑,步行一兩公里趕到現場,堅持和大家一起加班。

        1960年11月,中國第一枚仿制導彈“東風一號”發射成功,實現了我國軍事裝備史上導彈從無到有的重大突破;1964年6月,“東風二號”導彈發射成功,翻開了中國導彈發展史上自主研制的新的一頁;1966年10月,中國首次由導彈運載發射的原子彈在核試驗預定地點成功爆炸,兩彈結合試驗震驚世界!

        而與此同時,黃緯祿所在的國防部二院在1964年成功地仿制了中國第一代防空導彈——紅旗1號,實現了中國防空導彈零的突破,并成功地擊落了一架美國U-2高空偵察機,成為世界上地空導彈擊落高空偵察機的第一個成功戰例!兩年后紅旗2號研制成功,再次擊落美國U-2高空偵察機!緊接著紅旗3號又研制成功。紅旗1號、紅旗2號和紅旗3號第一代防空導彈定型并裝備部隊后,結束了外敵侵犯我國領空的歷史,中國從此有了制空權!

        然而,上世紀70年代,美國、蘇聯兩個超級大國的核威脅不斷升級,中國雖然已經成功地研制了液體地地戰略導彈,但這種液體戰略導彈準備時間長,且機動隱蔽性差,缺乏二次核打擊的能力。因此,面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核威脅和核訛詐,中國急需有效的反制手段。換句話說,中國除了液體地地戰略導彈之外,還急需研制從潛水艇發射的固體戰略導彈!

        “出了問題,我來負責!”

        1982年10月,黃緯祿帶著他的團隊親臨渤海,參加中國第一枚固體導彈的潛艇水下發射試驗。然而,一級發動機點火后,噴火的“蛟龍”裹著水柱剛剛躍出海面,導彈便失去控制,迅即偏離方向,超出安全控制,瞬間橫空爆炸!

        1970年4月22日,黃緯祿臨危受命,領銜研制中國固體導彈,出任中國第一枚固體潛地戰略導彈“巨浪一號”的總設計師。

        所謂潛地導彈,主要是指從潛艇上發射的導彈。因潛地導彈是在水下核潛艇上發射,很多技術問題都不同于陸地發射的導彈,譬如導彈如何克服水中阻力、彈體如何密封等難題,都是黃緯祿他們首先必須要攻克的。

        作為總設計師的黃緯祿,其心上的壓力是相當大的;但黃緯祿當時真正的壓力,還不是來自技術,而是源自政治。

       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,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熱潮如火如荼,殃及全國,身處導彈秘密研究機構的黃緯祿自然也在劫難逃。由于黃緯祿是在英國“喝過洋墨水”的專家,所以“文化大革命”開始不久,他就被戴上了“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”的帽子,很快“靠邊站”了;他的三個孩子,因此受到牽連,被迫離開北京,一個去了東北,兩個去了云南;而他本來就體弱多病的老伴,更是雪上加霜,身體每況愈下,精神備受煎熬。所以年過半百的黃緯祿每天不僅要照顧擔驚受怕的老伴,還要牽掛遠在天邊的三個孩子。

        但是,在那段灰暗的日子里,黃緯祿無法割舍、最最牽掛的還是導彈。為了激勵自己堅持把導彈搞下去,他把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詩句偷偷抄錄在自己的筆記本上:

        縱使世界給我珍寶和榮譽,

        我也不愿離開我的祖國。

        縱使我的祖國在恥辱中,

        我還是熱愛、祝福我的祖國。

        為了讓導彈的研制工作少走一點彎路,盡可能避免和減少國家的損失,黃緯祿忍辱負重,強裝笑臉,每天堅持到試驗現場,給同事們打開水,送報紙;或者清理現場,打掃衛生;一旦遇有機會,他就幫著送些儀器,做點記錄,或者提點工作上的建議,談點技術上的設想;有時還會忍不住把當天覺得不妥的問題帶回家去,晚上偷偷計算好之后,第二天再把結果告訴有發言權的人。

        因此,經歷四年“文革”磨難的黃緯祿突然被任命為總設計師后,一方面感到責任重大,一方面又感到誠惶誠恐。

        “巨浪一號”導彈研制初期,研制單位涉及全國19個省市、10個工業部門,橫跨5個研究院、3個研制基地,承擔任務的單位多達109個!而黃緯祿的工作單位地處郊區,交通非常不便。為了盡快搞出“巨浪一號”導彈,他每天堅持騎自行車,往返50多公里,風里雨里,披星戴月,上班下班,從不遲到早退。有一年冬天,北京下雪,路上結了冰,他在騎車上班途中拐彎時不小心,摔了個大跟頭,胳膊摔傷了,吃飯時連筷子都拿不住。但第二天一大早,他竟爬起來去擠公共汽車!盡管路上來回要折騰三四個小時,但他依然堅持每天擠公共汽車上班。

        在那段時間里,黃緯祿帶著年輕的“巨浪一號”研制團隊,幾乎走遍了大江南北、黃河上下、大漠荒原和戈壁深處,而后大膽提出了“臺、筒、艇”三步發射的研制程序,即:第一步在發射臺上做試驗,第二步在陸上發射筒中打導彈,第三步在艦艇上打遙測彈。

        但潛艇在幾十米深的水下發射導彈,如何確保潛艇的絕對安全,是個大難題。在這個問題上,某國的潛艇就曾經發生過一次嚴重事故:導彈射出水面后沒點著火,結果導彈落下來后把潛艇給砸扁了,導致艇毀人亡!所以,搞潛地導彈,一般都要做“陸上水基試驗”。此前,中國計劃在西部挖建一個大池子,然后把黃河的水引出來,再做水下試驗。當時,這個坑已經挖了一半,挖坑的工程費已花了約200萬。如果這個坑全部弄好,估計國家得投入上億元!

        黃緯祿和同事們經過認真研究之后,覺得這個挖坑的辦法既費時、費力、還費錢,于是大膽提出一個方案:在南京長江大橋上做彈體落水試驗!

        在南京長江大橋做試驗非常艱苦。晚上睡覺不掛蚊帳,會被蚊子咬;掛了蚊帳,里面又熱得很厲害,一覺醒來,底下墊的席子汗水都能印出人影來。用于實驗的彈體直徑只有1.4米,人進去的時候要彎著腰,甚至要爬著才進得去。里面溫度很高,又不通風,再加上有膠水氣味,環境非常惡劣。進去的人都是穿著褲衩光著膀子的,每次換一個人出來,都是全身大汗,褲衩都濕透了!二院原副院長王文超回憶說,當時“巨浪一號”導彈殼體內的溫度,高達50多攝氏度,在像火一樣的太陽烘烤下,彈體一會兒便熱得燙手,而且彈體內還彌漫著有毒的化學氣體。但快60歲的黃緯祿和同事們每天都要堅持鉆進蒸籠般的彈體內。黃緯祿的女兒黃道群也說,試驗結束后,父親回到北京,身上幾乎長滿了痱子,癢得實在受不了時,就干脆泡在涼水里。

        就這樣,“巨浪一號”團隊在黃緯祿的帶領下,通過12年默默無聞的臥薪嘗膽,總算取得了中國固體導彈技術和潛射技術的重大突破,為國家節約經費上億元,并最終迎來了萬眾期盼、淚濕衣襟的這一天——

        1982年10月,黃緯祿帶著他的團隊親臨渤海,參加中國第一枚固體導彈的潛艇水下發射試驗。此次試驗動用艦船近百艘,參試人員上萬人!

        然而,試驗這天,一級發動機點火后,噴火的“蛟龍”裹著水柱剛剛躍出海面,導彈便失去控制,迅即偏離方向,超出安全控制,瞬間橫空爆炸!

        導彈爆炸,讓身為總師的黃緯祿痛心疾首無地自容。為了試射這枚導彈,中國此前已向世界各國發出公告:對某公海地區封海兩個星期!這其實等于向世界宣布,中國要進行潛艇導彈試驗發射!可現在,發射失敗了,導彈爆炸了,面對世界,情何以堪!

        當晚,試驗隊全體隊員們滴水不進,一夜無眠。第二天,試驗隊又傳出一個信息:有人要追查這次試驗失敗的責任!

        關鍵時刻,黃緯祿挺身而出,及時召開會議。他在會上說的第一句是:“我是總設計師,這次試驗失敗,我負主要責任!”接著,黃緯祿帶領大家,很快找到了第一枚導彈失敗的原因。

        但第二枚導彈是否發射,何時發射,試驗隊內部認識不一,只有等待上級的命令。

        對此,黃緯祿心急如焚。中國此前向世界發布的禁海時限只剩幾天時間了,若就此被動等下去,肯定錯過此次發射時機;加上這是在海上發射,海上波濤滾滾風卷浪涌,氣候時時刻刻變化多端,從科學的角度來說,“發射窗口”也不允許等!

        黃緯祿自告奮勇,及時向上級反映了情況,并提出要求:希望盡快發射第二枚導彈!

        但黃緯祿萬萬沒有想到,就在臨近發射的頭天晚上,北京一位領導突然給他打來緊急電話,意思說:鑒于此次發射事關重大,是否推遲幾天,把相關問題再考慮考慮?

        這位領導的話,不是否定,也不是肯定,而是讓黃緯祿自己“考慮考慮”。這讓身為總師的黃緯祿感到難上加難。如果不堅持發射,最后受損的不是個人榮譽而是國家利益。倘若堅持發射,萬一失敗了,誰來承擔責任?

        最后,經過再三分析、思考,黃緯祿還是拿起電話,向上級領導報告說:“需要考慮的問題我們已經考慮過了,應該準備的也全準備就緒。我認為發射條件已經具備,不宜推遲,建議按時發射。但如果上級決定推遲,我執行命令。”

        很快,北京指示:尊重第一線同志的意見,同意按計劃發射。

        1982年10月12日,第二枚導彈正式發射。發射這天,全體試驗隊員列隊碼頭,黃緯祿站在隊伍前,只簡單說了幾句話:“現場如果出了什么問題,少匯報,大膽做主!該做什么做什么,按程序執行,出了問題,我來負責!”

        結果,發射成功,舉國同慶。

        當晚,在試驗基地舉行的慶功會上,一向情感內斂的黃緯祿豪情激蕩,詩興大發,作詩一首:

        龍騰虎嘯刺九霄,群情振奮心暗焦。

        航程段段傳喜訊,憂慮之情漸漸消。

        忽聞落區傳捷報,萬眾歡騰齊跳躍。

        彈頭中靶精度高,勝者心潮如驚濤。

        詩中“驚濤”二字,足見此次發射,黃緯祿的內心承受了多大的壓力!

        嚴父,慈師,“兩彈”元勛

        大女兒黃道群說:“當年單位還是部隊建制的時候,水電費都不用自己家交。家里有電熨斗,但父親從來不準我們用,直到后來每家自行交水電費后,才允許我們用電熨斗。”

        1984年,黃緯祿榮立航天部一等功;

        1986年,黃緯祿當選為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;

        1991年,黃緯祿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;

        1999年9月18日,中共中央、國務院、中央軍委授予黃緯祿“兩彈一星”功勛獎章!

        最后這個獎項,是黃緯祿一生獲得的最高獎賞。這一年,一直隱姓埋名默默無聞的黃緯祿已是一位83歲高齡的老人了。

        黃緯祿是技術專家,他時常念叨的一句話卻是:“一個人的品德,比技術更重要!”黃緯祿對自己有一個叫“三個三”的要求:在基地工作,要和大家一起排隊買飯,一起搞衛生,一起掃廁所;出差時,只要能走出去就行,有飯吃就行,有地方睡覺就行;用公車時,自己辦私事不能派車,接送親友不能用車,家人有事不能搭車。

        黃緯祿從1965年起到離開這個世界,一直住在一間并不寬敞的老房子里。本來,其間他有三次搬進將軍樓、部長樓和院士樓的機會;但他就是堅持不搬,且一住就是半個世紀。他的大女兒黃道群說:“當年單位還是部隊建制的時候,水電費都不用自己家交。那個時候家里有電熨斗,但父親從來不準我們用,只能用火烙鐵,直到后來每家自行交水電費后,才允許我們用電熨斗。”

        而黃緯祿對工作的態度,更是遠近聞名、有口皆碑。最典型的一個例子是,有一次導彈出了故障,作為總師,黃緯祿焦慮不安,精神非常緊張。于是他在主持召開總師擴大會的時候,頭痛發燒,還因長期的胃潰瘍而引起胃出血。黃緯祿讓秘書弄點止血藥回來,自己悄悄做了處理,并再三叮囑秘書:“不要外泄我的病情!”就這樣,他靠著止血藥,忍著病痛,直到第五天會議結束才被送進醫院。醫生檢查結果:十二指腸球部潰瘍,輸尿管結石,還有心臟??!且因操勞過度,體重還掉了22斤!

        到了晚年,黃緯祿的身體已大不如從前,但不少航天系統的技術專家、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員、企事業單位的青年學子、試驗基地的軍官士兵、附近學校的老師學生,都喜歡前來向他討教,他的家常常成了辦公室和課堂。每逢客人來訪,黃緯祿都會讓女兒幫他穿戴整齊,然后提前坐在沙發上,恭候客人的到來;但凡請教他的人,無論熟悉的還是不認識的,他都滿腔熱情,誠懇相待,一視同仁,尤其是對青年人,他更是厚愛有加傾力相助。

        2011年11月23日20時08分,歷經95個風雨春秋的黃緯祿閉上眼睛,永遠離開了我們,也永遠離開了他默默堅守了一輩子的“戰場”——一個沒有炮火硝煙、名利金錢、鮮花掌聲的“戰場”。這個“戰場”只屬于國家,不屬于他個人。

        選編自《時代報告·中國報告文學》2013年第1期

      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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